们自己对接,还是服从国家统一调度?”
林冠华点点头:“核心原料包括设备都是国家花巨资进口的,土地、厂房目前也已收购为国有,生产出来的成品自然也完全归国家所有。
考虑到药品关系国计民生,整个流程由中央财经委员会确定并管理,具体利润、税收由中央统筹,定价和销售也由国家统一负责定价。”
“那差不多相当于来料加工的厂子?这样也好,我的压力能小很多。”杨永福露出不好意思的表情,“我还没真正经营过一家工厂,万一给国家搞亏本可就无地自容了。”
林冠华被逗乐了:“亏本?那不可能,盘尼西林可是紧缺物资啊。”
李部长差点没笑出声来,马上严肃道:“不能因为紧缺、好卖就粗枝大叶。管理中务必注意保证质量、降低损耗、提高产量。林教授刚才提的这几项工作要抓紧做好,争取早日让厂区运转起来。我希望月底前就能实现第一批货发运!”
说罢,他朝林冠华挤挤眼睛,暗示他不要透露有关价格与成本,这是绝密,即便是杨永福,目前级别也不够知晓!
青霉素原料药价格在后世十分便宜,通过2020版GMP规范认证标准的青霉素原料药每公斤对外售价只要100多元,一包25公斤索价3000元。
要知道这可是纯度高达99%的青霉素原料药,青霉素习惯以有效成分“单位”来衡量,这批原料药每10亿有效单位的纯净粉末重量是600克,而美国在1949年有20多家企业生产青霉素,面向全球销售,其全部产能大概是9000多亿单位/月。
按此标准折算后是500多公斤/月,而林冠华购买的青霉素原料药粉第一次到货量就是200公斤,整整8大包,还附送了100克小样,倘若买得少,卖家甚至都不乐意发货。
一想到404药厂目前囤积的青霉素原料相当于此刻美利坚40%的月产能,就算见惯了大场面的红色特工王也感觉头皮发麻、不可思议!
倘若该数字理解起来还不够显著,那用瓶数来衡量更为直观。
1949年的中国,青霉素只有三个规格,分别是10、20万和30万单位,在美国本土,因价格持续降低,已出现了40万单位。
就算最大的40万单位,放后世也不值得一提,因为那会儿动不动就是120万甚至160万单位一瓶了,医院甚至不屑于用青霉素治病,因为大家对青霉素有了抗药性,哪怕160万单位也不能有效遏制病菌,必须上更新的抗生素。
2022年的青霉素只是制造后续药品的中间原料药,林冠华网上采购用的理由也是这个:准备新药研发。
但卖家一眼就看出他动机不纯,这分明是拿去当兽药使用,养殖大户们为了减少水产、家禽、猪的发病率,不管有病没病就给动物们吃青霉素,美其名曰降低发病率,实际是造体抗药性不断递增的罪魁祸首,你都天天吃青霉素喂养的产品了,能不有抗药性么?
这行为显然有点违规,但大家都这么搞,彼此心照不宣,再加林冠华不开票,付款不走对公,卖家不吭声,买家不嚷嚷,大家就这么悄咪咪把事情给办了,谁还真去计较?
拿了钱的厂商代表还在心里嘀咕:笑话,哪家药厂买原料药不是按吨算?这分明就是个养殖大户!
如果按40万单位/瓶的水平灌装,每瓶只要0.24克粉末足矣!
25公斤原料药足够制作10万瓶!而1948年全中国整年进口量都没到10万瓶!不是说没市场,是因为价格高昂,一组(通常6瓶)为一组,需要3-4银元,很多人消费不起,只能用更便宜的磺胺或硬扛。
如此昂贵、基本靠进口的产品,需要支出大量硬通货,基于目前一穷二白的财政状况,完全不可持续。
面对迫在眉睫的朝鲜战争,青霉素显然是负伤后对付感染的最大法宝,能有效减少伤亡率,预期会使用更多药品,故而五大书记一听说林冠华能搞来大批量青霉素,甚至还能搞自动化灌装线,都十分激动,连夜下达加急指令。
404药厂不是兵工厂,地位胜似兵工厂!
就在杨永福沉浸在工厂流水线怎么构建时,林冠华悄悄将李部长拉到一边,问道:“去欧美抢运专家的事怎么样了?”
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,我已指示前方的同志让专家尽快归国、舍弃家当和行李,能搭乘最早的船就早点走,不要吝啬船票钱,中央会全额拨付!”
林冠华点点头,又递给他一包资料,低声道:“这是青霉素扩大化再生产的整套技术细节,请交给有关专家研究,争取早日低成本量产原料药,万一他们追问,就说是秘密战线同志的努力成果。”
特工王紧紧握住他的手:“谢谢林教授,实在是万分感谢!”
林冠华迟疑了下,最后缓缓道,“倘若将来以此为理由批斗某些学者,甚至无端指责他们里通外国、反党卖国,我恳请您能站出来佐证,为他们说句公道话,免得他们蒙受不白之冤。”
特工王一惊,忙道:“不至于吧?您听到了什么不利传闻?”
林冠华摇摇头:“风声没有,但资料我都给了英文,万一将来翻旧账,这件事就说不清楚……”
“我以党性担保,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很清楚,如果需要澄清,我会和组织说明!”
林冠华的心情有些沉重,不知道该怎么开口,最后还是重重握了下特工王的手!
这两天他在查阅青霉素资料时,被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汤飞凡的下场搞得很难受:1958年9月30日清晨,汤飞凡在住处自杀。留给妻子的遗嘱只有几句话:
“对不起你,就这样抛下你们母子走了......”
“告诉多多,他爸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,不是反党分子,不是间谍……”
“要把他抚育成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,一个正直的人……”
“转告我的同事,许多研究工作我未能完成,请他们继续完成……”
八届二中全会后,中央号召在各地区、各部门都要“拔白旗、插红旗”,生物研究所的“白旗”就是所长汤飞凡,至于为什么把他树为白旗,仅仅因为偶尔说了几句公道话:关于国产青霉素的来源问题。
二战期间,美国援助中国对日作战,向国民党中央防疫处提供设备,希望能在中国实现青霉素的本土化量产。
1947年元旦,中防处青霉素制造实验室在北京天坛落成,安装了美国捐赠的发酵、提炼及冷冻、真空干燥等全套设备,价值1.6万美元,是中国当时仅有的抗生素生产设备,规模相当于一个示范厂或中试车间。依靠这套设备,1948年实现了1万多瓶10万单位的青霉素生产。
这一切离不开专家们的辛勤努力,但汤飞凡没完全抹杀美国装备的重要性,在1958年这种政治气候下,哪怕只公允性评价,也可能被人用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