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映雪（此时根据地内部称她为“方静同志”）被安排到位于深山隐蔽处的一所后方医院——更准确地说，是几间依山开凿、经过巧妙伪装的窑洞医院。
这里的条件，与她之前工作过的任何医院都天差地别。
没有电，照明靠昏暗的豆油灯和松明；没有X光机，诊断靠经验丰富的“土郎中”和医生的双手、耳朵。
手术器械简陋得可怜，大部分是缴获的日军器械或根据地兵工厂土法打造的替代品；药品更是稀缺到了极致，磺胺是战略物资，麻醉药基本靠意志力硬扛，绷带纱布反复清洗使用，首至破烂不堪。
然而，就是在这极端艰苦的条件下，苏映雪看到了另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。
这里的医生护士，很多是半路出家，文化程度不高，但学习热情极高，有着惊人的韧性和创造力。
他们用蒸笼煮沸消毒器械，用草木灰过滤清水，用煮过的竹片当夹板，甚至用土法制取一些基础的止血消炎草药。
伤员们忍受着巨大的痛苦，却极少有人哭喊，更多的是相互鼓励，伤稍好便急着要回前线。
苏映雪迅速融入了这个特殊的集体。她白天是“方静”，一位医术精湛、从大后方来的外科专家。
她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知识倾囊相授：规范的无菌操作流程、复杂创伤的处理技巧、常见战伤感染的控制方法……
她耐心地指导年轻的卫生员练习包扎、缝合、静脉注射，将一本本自己整理编写的、图文并茂的《战地急救手册》、《常见外科疾病处理》油印出来，分发下去。
她的严谨、专业和对伤员无微不至的关怀，赢得了大家发自内心的尊敬。
然而，她的另一重身份，才是此行的核心使命——“影子医生”。
在根据地相对稳固的区域工作只是基础。她的真正战场，在日伪军封锁线之外，在敌情复杂多变的游击区，在那些缺医少药、急需救治的重伤员和地下工作者身边。
经过严格的特工训练（包括识别敌特、应对盘查、紧急联络、野外生存等），苏映雪开始了她的“暗夜潜行”。
她通常利用夜晚或后方医院轮休的短暂时间，在老周或其他经验丰富的交通员护送下，携带少量精挑细选、伪装严密的急救药品和器械（如微型手术刀、缝合针线、强心针、少量磺胺粉），穿越日军密布的封锁沟、碉堡群和巡逻线。
每一次出发，都是与死神的赌博。他们常常在荒山野岭中跋涉，在青纱帐里潜行，在冰冷的河水中泅渡。
有时需要在伪军炮楼眼皮底下的地道中爬行数里，有时需要在日军的篝火巡逻队擦身而过的草丛中屏息凝神数小时。
苏映雪必须时刻保持警惕，将自己伪装成一个逃难的农妇、一个走村串寨的货郎、甚至是一个神婆。
她学会了在黑暗中仅凭微光辨别方向，学会了用草药掩盖身上的消毒水味，学会了在极度紧张的环境下保持双手的稳定。
她的任务目标也极其危险：可能是深入敌占区核心，为一位暴露身份、身负重伤的地下党负责人进行秘密手术；
可能是潜入被日军重兵包围的村庄，抢救在反扫荡中负伤的区小队干部；
也可能是赶到一个秘密交通站，为几位在伏击战中身负重伤、无法转移的八路军战士进行紧急处置，并培训当地的“堡垒户”进行后续护理。
在一次前往平西某游击区执行任务途中，护送她的交通员老周不幸被流弹击中腹部，伤势极重。
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日军巡逻队随时可能出现。
苏映雪当机立断，在一片茂密的高粱地里，仅凭着一个急救包和微弱的月光，为老周进行了紧急剖腹探查。
没有麻醉，老周咬碎了木棍硬挺着。苏映雪凭借惊人的意志力和精湛的技术，找到了破裂的肠管进行修补止血。
手术持续了近三个小时，汗水浸透了她的衣衫，几乎虚脱。
最终，她保住了老周的命，并在当地堡垒户的掩护下，将老周安全转移。
老周醒来后，看着疲惫不堪却眼神坚定的苏映雪，只说了两个字：“谢谢。”
这两个字，重逾千斤，饱含着革命同志间生死相托的情谊。
就这样，她慢慢地忘却了曾经的自己，也忘却了沈聿修。
或许，她心里可能还有他的一点位置，但也不多了。
救国救民之路上，她要考虑的事很多，他只能被埋在记忆深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