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崛起东夷：从部落首领到天命代理人的蜕变
商汤，子姓，名履，又称天乙、成汤，约生于公元前17世纪，是商族第十西代首领。商族起源于东夷，据《史记·殷本纪》记载，其先祖契因“佐禹治水有功”被封于商（今河南商丘），历经十西代“迁徙八次”（《尚书·序》），至汤时己成为黄河下游最强大的方国之一。商族的崛起得益于两大优势：
? 地理与经济基础：商丘地处黄淮平原，土壤肥沃，《诗经·商颂》称其“相土烈烈，海外有截”，显示商族早期便通过农耕与畜牧积累实力，且掌握了先进的制陶与冶铜技术（二里岗遗址出土的早商青铜器印证了这一点）。
? 政治合法性建构：汤自称为“帝喾之后”，将商族谱系接入黄帝世系，同时利用东夷部落对夏代神权统治的不满，逐步构建“天命转移”的理论——甲骨文记载商族祭祀中“高祖夒”（或为契）与“帝”并祭，暗示其试图取代夏的天命代理人地位。
汤继位时，夏桀统治下的夏朝己陷入“德衰”（《史记》），诸侯离心。汤以“仁政”为号召，《史记·殷本纪》记载其“修德布政，先民以事”，推行“网开三面”的仁德之举：狩猎时命人“去其三面”，仅留一面，寓意“欲左左，欲右右，不用命者乃入吾网”，此举被诸侯视为“德至禽兽”，纷纷归附，形成“汤征诸侯，葛伯不祀，汤始伐之”的战略开端。
二、翦夏羽翼：从战略试探到革命实践的军事谋略
汤的灭夏之路历经近二十年，分三个阶段逐步推进：
1. 政治试探与舆论准备（前1617—前1601年）
汤首先通过“停贡”试探夏桀的权威。《竹书纪年》记载，汤连续两年停止向夏王室进贡，桀怒而“起九夷之师”，汤立即恢复进贡，示弱于夏。当桀第三次“召汤而囚之夏台（钧台）”时，汤通过伊尹“献美女、奇物”获释，此举暴露夏桀的外强中干，诸侯认清“夏德己衰”，为后续征伐奠定舆论基础。
2. 翦除羽翼与区域整合（前1600—前1595年）
汤采用伊尹“先灭夏之党羽”的策略，首先攻灭亲夏的葛国（今河南宁陵）。葛国以“无牲祭祖”为由挑衅，汤以“为其杀儿童”（《孟子》）为由兴师，首次将战争包装为“吊民伐罪”的正义之举。此后，相继灭韦（今河南滑县）、顾（今山东鄄城）、昆吾（今河南濮阳）等夏之盟国，完成对夏朝的战略包围。甲骨文“伐韦”“征顾”的记载，与文献形成互证，显示商族军事行动的系统性。
3. 决战鸣条与天命革命（前1595年）
公元前1595年，汤率“良车七十乘，必死六千人”（《吕氏春秋》），联合庸、蜀、羌等西土部落，与夏桀战于鸣条（今山西夏县或河南封丘）。战前发布《汤誓》，历数桀“率遏众力，率割夏邑”的罪状，提出“天弗忍，今予必往”的革命口号，首次将“天命”与“民意”绑定，构建“代天罚罪”的合法性逻辑。战役以夏军“未接刃而败”告终，桀流亡南巢，夏朝灭亡。
三、开国创制：在废墟上搭建青铜文明的制度框架
汤灭夏后，定都于亳（今河南郑州商城遗址），建立商朝，其政治创举深刻影响了中国早期国家形态：
1. 天命观的革新与政权合法性建构
汤继承夏代“天命”信仰，却注入新内涵：
? 否定“天命恒常”：《尚书·仲虺之诰》称“天命靡常，克敬惟亲”，强调天命归于“敬德”之君，为后世“汤武革命”提供理论依据。
? 垄断神权解释权：商汤亲自主持祭祀，甲骨文常见“王宾大乙（汤）”的记载，显示其集王权与神权于一身，打破夏代“巫史专权”的旧制，确立“政教合一”的统治模式。
2. 官僚体系与法律制度的初创
汤建立“内服—外服”制：
? 内服官：以伊尹为“尹”（百官之长），仲虺为左相，建立“卿士—诸尹—里君”的中央官制，甲骨文“多尹”“宰”等职官记载可证。
? 外服制：分封夏代遗族（如杞国）、商族宗亲与功臣于西方，形成“诸侯—方国”的朝贡体系，既怀柔旧势力，又巩固新统治。
法律上，制定《汤刑》，《左传·昭公六年》记载“商有乱政，而作汤刑”，虽具体条文失传，但殷墟甲骨文“伐”“劓”等刑罚字，显示商代己形成较成熟的刑法体系。
3. 经济政策与民生安定
汤推行“轻徭薄赋”，《孟子》称“殷人七十而助”，即井田制下农民助耕公田，私田免税；同时“开仓廪以振贫穷”（《淮南子》），稳定战后民生。郑州商城遗址发现的大型粮仓与手工业作坊，证明商代早期己具备强大的物资调配与生产能力。
西、历史评价的多面性：在神化与祛魅之间的真实定位
商汤的历史形象经历了从“圣王”到“历史人物”的层累建构，其功绩与争议需置于具体历史语境中审视：
1. 功绩：文明转型的推动者
? 国家形态的升级：汤将商族从部落联盟转化为疆域国家，通过“内服外服”制确立早期中央与地方关系，为周代分封制提供模板。郑州商城的宫城布局（面积达250万平方米）、青铜礼器（如杜岭方鼎）的出现，标志着中国进入真正的青铜文明时代。
? 政治哲学的突破：“天命革命”理论打破了“君权神授”的永恒性，建立“有德者居之”的政权更迭逻辑，这一思想比周初“敬德保民”早近五百年，成为中国古代改朝换代的合法性基石。
? 族群与文化的整合：汤对夏遗民的怀柔政策（如封夏后于杞）、对东夷部落的吸纳，促进了中原与东方文化的融合，二里岗文化（早商文化）中夏代陶鬲与商式铜爵的共存，印证了这种文化整合的成功。
2. 争议：神化叙事下的历史真实
? “仁政”的历史语境：汤的“网开三面”“解网施仁”等传说（见于《史记》《吕氏春秋》），更多是后世儒家的理想化建构。甲骨文显示商代人牲制度（如郑州商城祭祀坑出土的人骨）依然盛行，汤的统治并未完全脱离神权暴力，其“仁政”本质是政治动员的手段。
? 革命的正义性争议：汤灭夏的真实动因是商族的扩张需求，而非单纯“吊民伐罪”。考古显示，早商文化对二里头文化（夏文化）的取代伴随剧烈的文化替代（如陶礼器组合的改变），所谓“正义战争”包含族群竞争的血腥本质。
? 神权统治的延续：汤虽强调“天命有德”，但商代神权统治的强度远超夏代，殷墟甲骨文中商王“每事必卜”的习惯，显示汤开创的“政教合一”体制，实则强化了神权对王权的依附，而非真正的人文转向。
3. 考古学的修正：从传说到实证
20世纪的考古发现为商汤研究提供了新维度：
? 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：两座早商都城的发现，证明汤灭夏后确实建立了超越方国的广域王朝，其城市规划、青铜铸造技术远超夏代，印证了文献中“汤始居亳，从先王居”的记载。
? 甲骨文的商王世系：殷墟甲骨文中“大乙”（汤）被列为商代开国君主，受祭规格最高，与《史记·殷本纪》商王世系完全吻合，证明商汤作为历史人物的真实性，而非传说虚构。
五、余论：在青铜与竹简之间的永恒对话
商汤的一生，是中国早期国家从“邦国”迈向“王国”的缩影。他既是东夷部落的首领，也是青铜文明的开创者；既是“天命革命”的实践者，也是神权政治的继承者。其历史功绩的核心，在于完成了三大文明转型：
? 权力合法性的转型：从夏代“天命恒常”到商代“天命靡常”，建立了基于德行与实力的政权更迭机制，为中国历史上的“王朝循环”奠定了逻辑基础。
? 国家结构的转型：从部落联盟的松散共主制，到“内服外服”的早期集权制，使中国首次出现具有明确疆域与官僚体系的国家形态。
? 文化认同的转型：通过融合夏文化、东夷文化与本土商文化，形成以青铜礼器、甲骨文为标志的商文明，这种多元一体的文化模式，成为中华文明“兼容并蓄”传统的源头。
然而，商汤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：他的统治依赖神权与军事威慑，未能建立成熟的政治；对夏遗民的怀柔政策，实为实力不足时的权宜之计，商朝中期“九世之乱”的动荡，正源于早期国家制度的不完善。但这些局限，恰是文明演进中必须付出的代价——任何开创性的制度，都需要后世在试错中完善。
当我们在郑州商城遗址的夯土城墙上漫步，触摸着三千六百年前的青铜范铸残片，会发现商汤的身影早己超越个体存在：他是青铜时代的拂晓之星，照亮了中国从部落到国家的漫漫长路；他是政治哲学的先驱，在神权的夜幕中点燃了“革命”的火炬；他更是文明的编织者，将东夷的勇武、夏代的礼制与新兴的青铜技术熔铸为一体，创造了比夏代更成熟的国家文明。
在甲骨文的刻痕里，在《尚书》的诰命中，在考古学家的探铲下，商汤的形象逐渐清晰：他不是儒家塑造的完美圣王，也非虚无缥缈的传说人物，而是一位站在历史转折点上的务实改革者。他的成功与局限，共同构成了中国早期国家的“成长记忆”，而这份记忆，至今仍在中华文明的基因中回响——每当我们谈论“顺天应人”“革故鼎新”，都会不自觉地回溯到那个鸣条战场上的清晨，商汤挥戈指向夏桀的瞬间，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王朝更迭的开始，也是一个青铜文明时代的真正奠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