霜降次日，林砚秋在修复室整理方雅的遗物时，发现了她25岁生日时写的手账。泛黄的纸页上用红笔圈着“27岁前要完成的事”：和阿骋去重庆看山城巷的老电影院、把《神女》修复版送给阮玲玉故居、在胶片盒上刻满两人名字的缩写。最后一条写着“学做糖藕，要比妈妈煮的更甜”，旁边画着歪扭的笑脸，糖罐上还沾着点褐色渍印——大概是试煮时溅上的焦糖。
“她总说27岁是胶片的‘黄金显影期’。”张玉骋擦着放映机镜头，声音轻得像胶片划过齿轮，“说人在这时候像刚定影的胶片，棱角还没被时光磨平，却能看清自己要走的光轨。”他指尖划过手账上晕开的墨迹，那里记着2022年冬夜，两人在旧书店冻得跺脚，方雅忽然说“要是活到72岁，就把这辈子修复的胶片做成时光胶囊”，却没等到27岁后的第一个春分。
立冬那天，陈曼寄来包裹，里面是方雅26岁时送给室友的台历。每月页面都画着迷你胶片分镜，11月那页贴着张字条：“阿骋说我像《罗马假日》里偷跑出来的公主，可公主会老，胶片不会——但我想在变老前，先把自己的光留在胶片上。”林砚秋摸着台历边缘的毛边，忽然明白为何方雅总在胶片盒上刻下细密的小勾，那是她对抗时间的方式，像在每格胶片边缘系上绳结，不让时光轻易带走什么。
冬至前夜，张玉骋在阁楼发现方雅的考研笔记。23岁的她用红笔在《电影理论史》扉页写：“27岁前要读完100部女性导演作品，写20篇修复手记。”纸页间夹着张电影票根，是2019年国际电影节《她的电影》单元，座位号17排27座——后来她总说这是命运的隐喻，“17岁遇见电影，27岁该让它长成能遮风的树”。
除夕守岁时，林砚秋翻到方雅26岁末的胶片日记。最后一卷写着：“2023.1.21 阿骋偷偷在糖藕里加了桂花，说这样我的名字就能和桂花香一起，留在他的齿间。其实我早知道，他藏起了我27岁的生日蜡烛，怕我看见数字会难过。但傻瓜，就算只能活到27岁，能遇见他，就像胶片遇上刚好的光束，每一帧都亮得像星星。”
雨水节气，“时光电影院”迎来特殊访客——方雅27岁那年本该入职的修复机构主任。“她提交的《默片时代女性影像保存计划》，我们至今还在用。”老人摸着展柜里方雅的修复工具，目光落在她26岁时磨坏的放大镜上，“那年她来实习，总说‘27岁是胶片的再生时刻’，说旧胶片能在化学药水里重生，人也能在某个年纪突然看懂自己的故事。”
清明祭扫时，林砚秋在方雅墓前摆上她27岁未拆的生日礼物——张玉骋偷偷准备的《电影艺术》全年合订本，扉页贴着两人在旧书店的合影。照片里方雅穿着白衬衫，手腕上的银杏手链滑到肘弯，笑得像个偷到糖的孩子。“她总说27岁后要学开摩托车，”张玉骋望着碑前新栽的玉兰花，“说要载着胶片盒去流浪，像《神女》里的母亲，把爱藏在每个颠簸的齿轮里。”
小满清晨，林砚秋在观众留言墙发现初中生写的纸条：“姐姐说27岁是大人和小孩的分界线，可你们的方雅姐姐，把27岁活成了胶片里永远跳动的光。”她摸着纸条上歪扭的“光”字，忽然想起方雅日记里的话：“如果生命是卷35mm胶片，27岁或许只走到中间，但只要光束还在，后面的故事，总有人会帮我继续放映。”
当2026年的蝉鸣漫过“时光电影院”的紫藤架，张玉骋和林砚秋正在筹备“27岁光影计划”——收集27位年轻胶片修复师的故事，用方雅留下的旧胶片盒封存。玻璃展柜里，她27岁未完成的分镜本摊开在最显眼处，画着戴着银杏手链的女孩和穿白衬衫的男孩，在胶片形状的门楼下接吻，门楣上刻着“方雅”与“砚秋”，旁边写着：“27岁不是终点，是光的另一种显影。”
秋分那天，修复室的阳光斜切过胶片盒，林砚秋忽然看见方雅26岁时画的小勾在墙上投下影子，连成了“27”的形状。她转头望向正在给新胶片贴标签的张玉骋，他无名指的银戒闪着光——那是用方雅27岁生日收到的胶片盒扣改的。原来有些数字，从来不是年龄的刻度，而是时光写给爱的，永远未完待续的，第27格胶片刻痕。
